苏轼忽然起身，在房间的书案前来回踱步。
“子由，你且将他那篇《六国论》背来我听听。”
苏辙望着兄长动个不停的身影无奈摇头，他知道，每当苏轼用这种语调说话时，就说明起了好胜心了。
不过，他也早料到兄长会有此问，便将陆北顾的文章娓娓背来。
当念到“秦民见战如贾人遇市，闻鼓如佃农望秋“时，苏轼的脚步猛然一顿，眼中闪过一丝讶异。
可当苏辙继续念至“法无万世之利，制亦因时而变”时，苏轼说道。
“此言差矣！商君之法，刻薄寡恩，岂能与三代王道相比？秦虽强一时，终不免二世而亡，可见制度再精，若无仁义为根，终究是空中楼阁。”
“他倒也未说秦制尽善，只是论其利弊.”
“利弊？”苏轼转身，袖袍带起一阵风，“他既知‘戍卒叛而郡县散’，为何不提陈涉、吴广皆黔首？可见苛政猛于虎，纵有良制，亦需仁人施行。”
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五代十国后遗症，总而言之，在这个时代的大宋士大夫群体中，是非常崇尚仁政王道的。
譬如苏轼那篇因自己编典故而出名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其实全文讲的就是儒家仁政思想，苏轼主张刑赏应忠厚至极，以仁爱之心待民，文中引用尧舜、商汤等圣王典故也是为了论证“仁可过也，义不可过也”，即仁慈可超越常规，但道义不可逾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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