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千块，把我拆了器官当零件卖也没这么多钱。
我先缴了一天的，掏出手机往香港给K爷爷奶奶打电话，接通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难道要我说，我爸爸害了你们儿子，我又害了你们孙子吗？
谁叫他去上访，谁叫命运他妈的这么折磨我们。
一番折腾，幸好没死，只是他身体不好，不能再学法，转了专业到文学院。
我想他毕竟二十出头，小心养着也总能复原，可K不这么想。
受伤后他陷入了一种沉郁悲怆的心境，经常一个人闷着。
有时候他对我说：“阿哥，他们把我拖到面包车里打，看我快死了，怕承担责任，又把我从天桥上扔下去。但我不会死，我一定要活到我爸爸的年纪，看那些人死在我前面。”
萧瑟的秋风吹着我们，人间已和习惯于赞颂天安门的时代大不一样了。
“你最近工作怎么样？还和那些人混在一起吗？”武警站岗的花坛前面，K突然问我，“昨晚爷爷奶奶打电话，想要我们回香港，奶奶想你了，问你有没有交女朋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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